最近，由浙江著名作家胡月伟、钱法成、姚博初编著，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小说《万历五十年》反响较大。为此，笔者专访了曾多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的作家胡月伟先生。
问：明朝万历年间是一个封建王朝由盛及衰的时代，这段历史除了史学家研究外，一般不为人所知。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题材？
胡：明清两代的历史命运，备受作家关注。这是因为，明清鼎盛之际社会矛盾和文化纠葛复杂尖锐，沧桑之变，似在瞬间。这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和文化转型有许多脉息呼应之处。作为历史小说《万历五十年》，是一部定位在今天变革的历史维度，审查亡明之际历史变化及人物心迹的作品，这部小说在完成历史重构时以“大历史观”来指导、维系艺术再现的全过程。
问：记得以前我国学术界出过一本《万历十五年》，你的《万历五十年》与它有什么区别？它是不是对你的创作产生某些影响？
胡：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为什么在海内外、史学界、文化界引起轰动呢？其中有两点：第一点提出了“大历史观”，闻所未闻，他运用技术手段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封建王朝由盛至衰的“拐点”正是在“万历朝代”，而非传统的由清末渐衰的观点。尽管这个观点人们可以有不同看法，但这是首次提出的新观点，这意味着这个朝代包含许多丰富的可说的东西。第二点是他改变了过去那种干巴巴的历史教科书写法，而吸收了司马迁《史记》的写法，实际上用一个个人物小传组成历史群像，再把群像放到大背景里，形成人物与时代脉络，非常吸引读者，受到很多文化人的关注。这方面，我对黄仁宇表达敬意，同时也要超越。要说我们的差异，如果比做一棵大树的话，黄仁宇切开树的横断面，而我是从“万历”的树根到树梢做纵断面剖切，完成了这个“树根到树梢”的纵向历程；第二个差异，作为历史长卷，涉及的内容丰富、广泛，除了事件、人物以外，还关乎当时的风情、民俗、典章，但此为小说彼为专著，此重形象，彼以逻辑思维见长。应当说，这部小说大事件均有出处，按当下历史小说创作行话叫“大有出处，小节不拘”，毕竟是文学创作，与历史著作有差异。
问：你能具体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性格刻画等方面的特点吗？
胡：这部历史小说前后主要围绕“万历新政”和“储位之争”两大事件，其他事件依附其间。我在着力塑造新政派、改革先驱者张居正，即在临死之前和死后的六、七章，可以说是饱含作者的创作激情。应该说，是悲剧性人物反映悲剧性时代及其悲剧性制度。整部书是大悲剧，谁也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从皇帝到张居正的结局都如此。像万历帝，他要树自己接班人树不起来，晚年将近20年不上朝，他厌倦了，无力对抗庞大的官僚体系，就采取“消极抵抗”，实是无可奈何，他死后郑贵妃又闹事；又如张居正，他死后一年间，就把他生前的一切剥夺了，家产抄没，子弟发配充军，甚至把坟墓也掘了；再如戚继光，一代名将，是张居正手下掌握军权的得力助手，张居正死后，皇帝不放心，反对派对皇帝说这个人是伏在京城门口的一头猛兽，皇帝就一纸调令把他调到广东，远离北京政治中心，后又不断贬职，死的时候也非常凄惨。整部历史小说是对万历王朝的聚焦，实质上是对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这情形，断非个人原因所致，而是当时制度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而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交祸。归纳大失败、大悲剧因由，从根本入手，揭示旧有社会结构已难以承担新的社会发展需要的历史现象。
问：听说你的这部作品要挑战历史剧经典《雍正王朝》，你确定能“超越”么？作为前车之鉴，你的《万历五十年》具有什么现实意义及其社会价值？
胡：我觉得重要的是具有批判的目光看待历史。像《雍正王朝》，我以为它在塑造封建君主、独裁者的形象上无疑有偏差，编导批判目光的缺失，使雍正成为一个彪炳千秋的“改革家”。我认为，收视率并不完全代表一切。如果中国历史要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必须具有深刻的、清醒的历史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形象、人物命运，有深度有品位地揭示和剖析。如今影视剧中“戏说”、“搞笑”甚多，倘若我们的荧屏都充斥这些东西，我们民族的胃口会败坏，致使下一代不知道中国历史。另外，是一味对封建帝王歌功颂德。这两种倾向都不健康。我认为，文化人不仅对历史需要忧患意识，对自身也要反思。《万历五十年》反映了一场万历皇帝推出、由张居正具体执行的新政改革，不仅展示了改革与反改革的生死斗争，而且提出“如不改革，国之将亡”的理念。张居正的干练、申时行的谨慎、海瑞的清廉等等，这些良好品行原本有利于新政的推行，但封建官场的制度的缺陷，最终让他们摆脱不了衰亡的窠臼。（苏晓）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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