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趣中
我已到了知天命咀嚼人生滋味的年岁，“
活在趣中”
是我追求的境界。读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事、想有趣的问题，活在趣中，让敏感的心更多些弹性，于是我走进一个个有趣味的智者的心灵，我们相互邀请对方到自己心灵的后花园坐坐，聊聊天地人神。几何学上的直线最短，最佳的两个心灵共振点构成的是一条直线——真诚。我渴望打动，渴望倾听他们在不断的失去和得到之间如何懂得了什么是值得珍惜的，什么是应该摒弃的。
诚实的民族需要诚实的声音。中国知识分子只是求着“于心所安”这个活法。
与智者心灵对话，对我干枯的灵魂犹如一枚活血化淤的速效清心丸。而“心灵之邀”专栏，则给了我一方灵魂的净土，我会珍惜。
——周玉明
今年才五十挂零的莫言，被许多人误以为是个老头作家，因为他作品的老辣、厚重、深沉；因为他真人不露；因为他不是明星作家；因为他老是躲着媒体。
这几年莫言在海内外成了响当当的得奖专业户，瞧，最近他又荣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奖。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早在1997年就由意大利历史悠久的爱纳乌迪出版社翻译出版，此后又翻译出版了其小说《丰乳肥臀》及以《养猫的人》为名的莫言短篇小说集。莫言无疑成为意大利读者最熟悉的中国当代作家。
像黄土地般的朴实，活得低调而充实的莫言，已经出版的外文译本有四十多种，正在翻译即将出版的也有十几种。
莫言这人受过许多不公平和委屈，可他自己也委屈自己，什么笔名不好取，非取“莫言”。如今我越想越觉得“莫言”这名字取得妙，上帝造人两个眼睛，两只耳朵，连鼻子也有两个孔，却只造了一张嘴，就是让人多看多听多闻少说。上帝造人只有一张嘴，这样的设计肯定有道理。
后来莫言告诉我，他原名叫管谟业，把当中的“谟”倒过来就成了“莫言”，激励自己少说多做。他是在“文革”压抑年代成长起来的。母亲教育他能不说话尽量不说，言多必失。他家是中农，在夹缝里生存，一生坎坷不平，起了笔名有重新开张的意思，抛掉痛苦的记忆，昂首走向新的起点。
与莫言心灵对话是莫大的享受。我庆幸他对我没有“莫言”。
周：祝贺你又荣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奖。你感到意外吗？
莫：不意外。我1月26日赴意大利，29日出席颁奖仪式。2月3日回老家高密去过年。这些日子活动太多，今天一天就是三个活动，身不由己。对我来说，能安心、静心写小说就是过大年。创作的人不需要频频露面，让作品说话就够了。
周：你很自信，获任何奖都不意外？
莫：我从来不是一个自信的人，每写完一个作品都诚惶诚恐，不是怕批判，而是对自己还不满意。我的灵魂总处于不安状态。
周：我特别关注你和你的作品，是因为你不是明星作家。我认为作家的写作不是靠技巧，而是人格力量的高度在起作用。你的人格高度在精神的大地上所投下的影子，就是你在文学的疆域里所行走的距离。我发现你的灵魂经常出走，而且飞得很远，这就是你的惊人的想象力吧？我好奇，作为小说家，你怎样调动头脑中的素材，怎么构思？是否可以说想象力首先体现在小说结构的想象？
莫：当今小说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想象力，我们不可能经历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我们不可能活在许多历史人物的体验中，我们不可能估计这世界还会发生什么我们永远无法揣摩的事，我们不可能也永远不可能预测真正的未来，怎么办？只能靠知识、智慧、经历、阅历去想象了。
周：我想听实在的例子。
莫：比如我的《透明的红萝卜》。那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梦，眼前出现了一片很广阔的红萝卜地，北方的大红萝卜，很鲜艳的。太阳初升，一轮红日，很大的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萝卜地中央有一个草棚子，草棚子里走出来一个红衣少女，很丰满，手里拿着柄鱼叉，叉起一个萝卜来，举着，朝太阳走过去。这时，起床号子响了，我醒了。当时是在军艺。起床后，我对同学说，我刚才做了个梦，能不能写小说，同学说写啊。然后我就写，就把我少年时代在水利工地上当小工帮人家打铁的一段事情写进去了，故事自然放到了“文革”背景下。写完以后，我自己也拿不准，这个小说能发表吗？而且里边很多是通感的东西，像小男孩奇异的感受，超出常人的嗅觉、听觉，以及在铁匠炉看到的萝卜的变换啊，红萝卜在他眼睛里变成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后来我拿给徐老师（即徐怀中）看，他很快看完了，第二天很高兴地告诉我，很好很好。他的夫人于老师是总政歌舞团的一个舞蹈家。她看了说：这小说写得很好。起初题目是《金色的红萝卜》，徐老师给改成《透明的红萝卜》。我当时还感觉有点不太好，觉得“透明的”还不如“金色的”好。多少年以后，我才感受到改得太妙了，意境一下子就出来了，有种空灵感……这篇小说的成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意识到这就是好小说。接下来很快就出来了一大批，像《爆炸》《球状闪电》等都是这个时期写的，这一批小说基本上奠定了我所谓青年作家的地位，文坛知道有莫言这个人。
周：我真正意义上知道你是你的《红高粱》，这部作品让人感觉“莫言于无声处听惊雷”，让人感到莫言横空出世了。
莫：你想我在军艺学习，对军事文学是很关注的，而且系里也希望同学能写出军事题材的小说。一次我们去开一个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会上一批老军事作家对中国军事文学的创作现状忧心忡忡，他们与反映卫国战争的苏联的战争文学作比较。苏联卫国战争只打了四年，可作品层出不穷，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家也是一批一批的，说有五代描写卫国战争的苏联作家。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争历史和共产党的历史差不多是一样长，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但是真正反映战争的文学，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样的经典著作一部也没有。他们分析是由于“文革”极左路线扼杀了很多老作家的才华。现在改革开放，老作家创作的黄金时代已经耽搁了，精力旺盛的年轻作家没有这种战争体验，所以老作家对中国军事文学创作的前景很焦急。我当时就说我们实际上也能写，写我们心目中的战争。我说我们固然没有见过日本鬼子，但我们可以通过查资料来解决。我们虽没有亲自打过仗，但间接的经验还是有的，我们毕竟当过兵，也搞过军事演习，没有亲手杀过敌人，但看过杀猪、杀鸡，这都可以移植到我们的写作中，对我这个看法，一些老作家不以为然，年轻人呀，狂傲。当时我就憋着一股气，我一定要写出一部战争小说，后来就开始写《红高粱》，1984年年底开始写，1986年3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据说王蒙看了《红高粱》很感叹，说莫言是写什么有什么。原话记不得了，反正是两句赞赏的话。被王蒙赞赏，我心里沾沾自喜，信心大增。
周：以后你一发不可收写了《高粱酒》《高粱殡》《狗道》《狗皮》等，后来有人认为，你的“红高梁家族”系列作品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是这样吗？
莫：没那回事！《百年孤独》的汉译本1985年春天才出版，《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我写“红高粱家族”第三部《狗道》时才读到《百年孤独》。假如在动笔之前看到了马尔克斯的作品，“红高粱家族”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
周：我看不少年轻人的作品，感到他们受西方观念的冲击后，并没有形成自我，找到自我。
莫：有不少年轻人的作品单个看很不错，但放在一起看就有问题，他们的语言风格是一致的，基本上都用一种腔调在说话，这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一个作家怎样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在当今这个作家成群结队地涌现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许多年轻作家不爱写对话，他们不擅长中国的白描。白描是要通过对话和动作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出来。我认为，学习我们的古典小说就是学习写对话，扩大点说就是学习白描功夫。这有点像初习书法者练习正楷。
周：读你的《檀香刑》后记，你说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是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让我感到你的创作在逆流行大潮而上，在寻找随时随地在流逝的民族文化。
莫：我所说的“大踏步倒退”，实际上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是我对那些假先锋的反感，对那些假民间的反感，我一向反感大词高调。一个写小说的，如果陷落在这些大词的泥坑里，那彻底毁了。当然，评论家可以这么说。评论家必须玩弄概念，而写小说的，只应该关心人物的命运、故事。我再强调一遍“大踏步的倒退”，实际上是说我试图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而不再跟着别人的腔调瞎哼哼。当然，这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与西文的东西决裂，里面大段的内心独白，时空的颠倒在中国古典小说里也是没有的。在现今，信息交流是如此的便捷，你要搞一种纯粹的民族文学是不可能的。所谓的民族语言，也是不存在的。
周：你的名言是：我不是为老百姓写作，而是身为老百姓在写作。我欣赏这样的写作心态，更欣赏你对浮名保持着良好的心态。我发现你是新千年后新闻爆光率最高的作家，尽管你永远在躲避。话剧《霸王别姬》，“热身诺贝尔文学奖”，日本大江健三郎的击节赞扬，《檀香刑》再掀创作高峰，到山东大学任客座教授，《今日世界文学》推荐七十五年来四十部顶尖文学名著，你的《红高粱》入选等等，你从不炒作，而现今年轻人出一部小作品就四下托人写书评，叫卖声不绝于耳，浮躁之风毁了不少年轻人，你是怎么保持如此健康的定力的？
莫：我没有资格张扬。我有一群坚决的反对者，他们看到我的文字就反感，甚至不看我的文字一听到我的名字就反感，而且这些人中许多很年轻，并不仅仅是老人。这个群体对我来说很重要，这说明我的写作触及到了某些讳莫如深的领域，我的存在让他们不舒服，这正是我的价值。当然有许多知音读者，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支持我。真实的我一直很自卑，农民出身，知道自己的“本钱”，狂妄不起来。当然我也反感那些写过几篇小说就忘记自己姓什么，自以为是伟大了的作家。这些作家本身养尊处优，口口声声说要为老百姓写作，其实，他们哪里能体会到老百姓的心情？底层的老百姓无法不悲观，无法不宿命。我常回老家，经常听说村子里出现了仙姑看病，许多老百姓都去看。你知道一个百姓去医院看病的艰难吗？你看过那些医务人员可怕的嘴脸吗？你知道老百姓对官员们的真实看法吗？你知道一个老百姓辛苦了一年能收多少钱吗？但老是悲观、宿命也不行，为了活下去，他们发明了幽默，也就是苦中作乐。而苦难到了极端后，老百姓就要抗争，我说的不是造反啊，是不向命运低头的抗争。我们那儿有一个穷人，过年时家家都接财神，他却到大街上去喊叫：穷神啊穷神，到我家来吧，我们一起过大年！好玩的是，这个穷人的日子从此竟发达起来。这故事包含着很多意思。我的小说里也有这种东西，而且写不尽这些东西。
周：小说家永远是寂寞的，你的《红高粱》改编成电影，大家才知道你莫言是个人物。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写了那么多作品，还必须借助电影才能真正名扬四海。
莫：我真的有一种浪得虚名的感觉，难道这样就成为一个作家了吗？这么容易，写了这么点东西就成为作家了吗？1987年，张艺谋将小说改成电影以后，我在高密东北乡的一个供销社仓库里写作，寒假回老家嘛。我的堂弟拿了一张报纸跑来跟我说，你看《人民日报》副刊整整一版写了《红高粱西行》，写电影《红高粱》在西柏林得奖的经过，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世界三大电影节上得奖。我回北京后，深夜听到一个小伙子的吼叫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满大街都在唱这个电影插曲。
周：张艺谋怎么会找到你的？
莫：我原先不认识他。1986年暑假，其他同学都回家了，我还没走，正在写中篇《筑路》。有一天楼道里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一看是张艺谋，穿着一双老百姓穿的用轮胎内胎缝的简易凉鞋，鞋带可能在公共汽车上被人挤断了，他提着鞋来找我，晒得黑黑的，可能当时正在西北拍《老井》，他说想要改编《红高粱》，我说随便改吧，我不是什么名作家、名人，你绝对不要忠实于原著，你愿意怎么改都行。一切按规定去办，当时电影版税是800元钱。
周：爱看你的小说是因为你的语言独特，别人无可替代。
莫：对语言个性的追求是一种悲壮的奋斗。我的老师徐怀中的一句话我终身难忘，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的语言是作家的一种内分泌。……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与后天的追求当然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与他所生长的环境和他的童年时期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周：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家？
莫：多半是因为我们没有怜悯意识和忏悔意识。我们在掩盖灵魂深处的许多东西。
周：读你的小说能强烈感受到你的干预社会的意识。我觉得现在的文学缺少真正的观察和体验。托尔斯泰写作时专搞人口普查，人间真真切切的悲苦，让他晚上边哭边写。现在的作家缺少观察和体验，更缺乏想象力。作家的社会良心不能睡觉。
莫：我还是一个充满血性的农民。我这种现实意识与农民，与下层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正义感是生命。所以我说自己是作为一个老百姓在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文艺观，但没得到重视。我写小说入迷了，写小说就像过大年。我手头正在写的新长篇，依然是农村题材，二十一世纪的农村变化太大了，深入下去写不完。
周：“我们努力地为着生”，因为死随时随地每时每刻在发生。惟有精神可以穿越过去、现在、未来。读你的《十三步》一开头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你的小说的主题都离不开生与死。
莫：没有什么作品可以流传千古、超越死亡。后代心中的你，与真实存在的你早就不是一回事了。
周：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做人要真。我信仰真，一个记者思想不活跃，不敢于思考问题，该说的真话不说，还算活着吗？
莫：说真话难，不说假话总可以吧。写作是为心灵负责，不是为销量负责。为灵魂而写，自己活得自在。一个作家不应该向生活投降。 (周玉明)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