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锋小说开拓者回顾代表作《冈底斯的诱惑》发表前后
马原的身份正悄悄地发生转换。去年12月，马原自编自导的电影处女作《死亡的诗意》在成都杀青。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正在北京进行后期制作。这无疑是一部有趣的电影，改编自马原自己的小说《游神》和《死亡的诗意》。男主演是《益西卓玛》作者、著名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女一号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三年级学生周扬———那个在张艺谋8分钟雅典奥运会闭幕片里面领舞的奥运宝贝。马原自己则在片中本色饰演作家大马。另外，原本阿来、贺中、牟森都有望在片中出演角色，但因为“档期问题”没能成行。这部电影也许将为马原与自己的写作时代划上一条清晰的分界线。
如今，作为同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马原一方面用“阅读大师”的课程和对80后作家的大力推介，努力推动着下一代的文学梦想。另一方面，他正向大众更关注的领域———影视界积极进军。上世纪80年代，那个属于文学的时代已经离马原越来越远。那时，马原走在主流文学和时代的平行线上，走在一条与主题写作这一根深蒂固的文学传统彻底决裂的道路上。如今，他却与80年代那个纯文学的年代彻底的决裂了。
马原简介
现为上海同济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生于辽宁锦州，当过知青、钳工，1982年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西藏，同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等，是中国先锋小说的开拓者之一，其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作者。
少年时就喜欢读阴暗的作品
新京报：你是先锋小说的始作俑者。而且，在这个群体中，你比格非、苏童、余华等人大了10岁左右，与你年龄相仿的芒克回忆，他们是在白皮书、灰皮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为一个外省知青，你的成长经历是怎样的？
马原：外省和北京差异巨大。格非曾说，他在上大学前，很多书都见不到。这在当时很正常，但我的经历很特殊。我父亲是铁路局工程师，锦州铁路局有个图书馆。因馆长是郭沫若笔友，所以藏书颇丰。我从10岁开始便成了小说迷，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把能读到的小说全读了。那时读书没人指点，全凭兴趣。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么长，我那时读得很起劲，能很快看完。印象深刻的还有陀斯妥耶夫斯基和爱伦·坡的作品，那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一些比较阴暗的作品了。
我尤其喜爱欧美文学，不大喜欢俄罗斯和革命文学。当代小说也看过一些，但并没对我产生什么影响。在众多作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霍桑和麦尔维尔；最直接的是菲尔丁和拉格洛孚。后来，海明威直接影响到我的写作。大量阅读民间故事也使我对故事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迷恋。小学时期的大量阅读使我在很早时候就形成了自己对小说的审美，以后也就不会去跟风了。
不过，这个时期的阅读到“文革”开始就中断了。1970年做知青以后，就没有机会看书了。我从1971年开始写作，1974年考入铁路机械学校。
“文革”伤害并没在写作中体现
新京报：知青的经历对很多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张抗抗、梁晓声等成为知青文学的代表。对“文革”的反思又促成了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但在你的作品中却很难找到这方面的影子。
马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同时代的很多作家在创作初期很顺利地发表了自己的作品。而且迅速走红。但我很惨，写了10年却一直发不了东西。我所关注的角度一直与80年代初期的各种风潮格格不入。
从我的经历来讲，“文革”对我的伤害同样刻骨铭心。我出身不好，在学校跟同学吵架，人家会骂你“狗崽子”。这些话对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准男子汉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但是这并没有体现在我的写作中。我总是对身边一些神秘的事物更有兴趣。做知青前，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插队下乡后，我发现鬼神观念在农村是渗透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我成了一个有神论者。我说的神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像爱因斯坦或者斯宾诺沙说的“泛神”。
新京报：从1971年到上大学你写了很多东西。但人们却知之甚少。
马原：考上铁路局中专后，我又开始大量阅读。我有个好朋友当时在辽宁大学上学。他每次能从图书馆借5本书，但只读得完1本，我则把5本都读了。那时我开始大量阅读外国当代作品。
在上大学前，我写了不少东西。比较满意的是1975年写的一部小说《表决》。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读中专时有个很要好的同学，我们那时总在一块儿打篮球。他岁数比我大很多，在农村有个老婆。那时候有很多这样的学生，在学校隐瞒自己已婚，跟女同学谈恋爱。有一次他回家探亲，回来以后告诉我，家里出事了。他准备和他老婆离婚，他老婆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就服毒自杀了。他是党员，就主动跟学校坦白交代了。学校决定将他开除，但还要听取大家的意见。于是在我们班搞了一次表决。结果，他最要好的朋友全都举手赞成开除他。
现在看来，这篇小说跟我后来的小说，差别还是很大的。有一种强烈的命运反思的东西在里面。除了《表决》，我还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剧本的名字我忘了。是一个当老师的男人因为不小心摔碎了毛主席像，命运发生了彻底改变的故事。另外还写过一个长篇，《桃色的紫色的和灰色的》；带有相当的自传色彩。这个时期的作品我大半保存在当时的女朋友那里，但是她跟我分手的时候，一气之下把手稿全烧掉了。如今回忆起来，我在这个时期写的东西还是有一定主题倾向的，与后来的知青文学和反思文学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一位发不出作品的小说家
新京报：你在1982年《北方文艺》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但直到1985年，《冈底斯的诱惑》发表，你才受到重视。你在这段时期的创作是怎样的？为什么没能像同时代的一些作家，迅速引起注意？
马原：与我同时代的很多作家都是幸运的。他们一发表作品就成为明星。当时的作家就像现在的影视明星一样，可以迅速走红。比如王安忆、陈建功、卢新华都是一经发表作品就成为明星。但是我的小说却很难发表。我那时往许多文学刊物投稿。但只有《北方文学》刊登过我的小说。向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刊物《青春》投稿的时候，我认识了编辑李潮。他是韩东的哥哥，当时是红极一时的小说家，小说《面对共同世界》发表后收到了几千封来信。李潮喜欢我的小说。他看过我大二时写的《零公里处》，他说这是中国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李潮极力推荐我的作品，但是都被主编否定了，理由是看不懂。通过李潮我在1981年结识了北岛、陈村、史铁生等。一下子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四处推荐我的小说。但是，那些主流的大刊物却都无法发表。理由都是看不懂，拿不准。但是，因为朋友们的推荐，尽管我在这一时期，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文学圈里却知道有个写小说的叫马原，小说写得很怪，人也很狂。
1982年大学毕业，我决定去西藏。中专毕业就想去，但因为西藏没有铁路部门所以没能成行。这次终于如愿。1983年，我从西藏回沈阳，带了四篇小说，包括《拉萨河的女神》、《冈底斯的诱惑》的雏形《西部小曲》以及《儿子没说什么》。到西藏一年，我的写作发生了大变，跟大学时期不一样了。
回西藏的时候路过四川灌县，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那年，灌县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那么大的雪我在东北都没见过。我一个人躲在旅馆，房子里很冷，我用被子把自己裹起来写小说。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每天沉浸在幻觉中，突然觉得世界离自己很远很远。《冈底斯的诱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的。
发表《冈底斯的诱惑》，一波三折
新京报：听说《冈底斯的诱惑》的发表经历很曲折，但是一发表出来，又突然成了一个标志事件。
马原：《冈底斯的诱惑》的第一个读者是龚巧明大姐。她看了以后很激动，说尽管没看懂，但是这篇小说太奇妙了。后来她去西安开会，碰见李陀，向他提起我，并叫我马上将小说寄给她，推荐给李陀。不久我从西藏去北京，给李陀打电话问起小说，李陀那时还不认识我，说他一直没读，他会马上读，并约我第二天见面。第二天见到李陀，他显得很兴奋。1984年中国文坛有个非常重要的杭州会议。李陀将它带到会上推荐。其实，早在这次会议之前，我便把小说寄给了《上海文学》。主编李子云老师写信告诉我，她喜欢《冈底斯的诱惑》，但又看不太懂，拿不准，暂时先退给我。杭州会议上，时任《新创作》主编的韩少功看到《冈底斯的诱惑》，对李子云说，这篇小说应该发表在你那里，发在《新创作》上可惜了。李子云又将小说拿回去，发表在《上海文学》1985年2月号上。
小说一发表，我一下子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作家，连我自己也意外。《冈底斯的诱惑》的发表是个很耐人寻味的过程。
新京报：格非回忆，在《冈底斯的诱惑》发表之后，1984年到1985年间，你在文学圈的地位非常高。
马原：这是我都没有想到的。好多文学刊物都在约我的稿子，一些大刊物给我提供经费，住在宾馆里专门创作。我的另一部重要作品《虚构》是《人民文学》出钱把我请去，专门为他们写的。但小说写出来以后，《人民文学》发不出来，让我转投其他刊物，后来在《收获》上发了。
尽管我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热的作家，但是很有趣，我的小说始终不能发在头条。而且在80年代，那个评奖成风的年代，我竟没得过任何奖。
“这种融洽的关系是不正常的”
新京报：在你之后，迅速涌现出格非、残雪、余华、苏童等一大批非主题的、叙述方法相似的作家。之后，无论是否准确，你们被称为先锋小说家。在当时，你们是不是一个有形的群体？
马原：我们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但我们除了都在《收获》上发表作品外，并没有任何宣言性的，或像诗歌一样流派性的东西。在这个群体中，我与残雪、莫言、刘索拉、徐星、何立伟都属于长大了的年轻人。
当时我们都是30岁左右。而后来的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等虽然只比我们晚出来一两年，但在年龄上跟我们差了10岁左右。不过他们的经历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学院派，有的没上过大学。不过，有意思的是大家后来的关系都非常好。我总觉得文人相轻应该是正常的，这种融洽的关系倒是不正常的。这种关系在文学史中很少见，这个圈子也就这样形成了。
新京报：现在看来，先锋写作群体的衰落是很迅速的。在衰落过程中，你有什么体会吗？
马原：这个群体的衰落是以80年代末为节点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们的作品即使到现在，很多刊物也都是乐于发表的。但是，你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纯文学刊物在大众中的影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80年代，很多文学刊物的发行量都是过百万的。现在能有几万就不错了，有的只有几千。如今，已经不是一个属于文学的年代了，而且，不要再期待那样的年代会回归，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记者张映光）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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